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信息18款App被点名
[13]同前注[8]，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510页。
相对而言，实务中对法律未确定某行为效力情形的判断无疑更为困难。[53]四是因附条件而违反社会性或违反公共秩序，如以放火或不放火为条件赠与金钱的契约等。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1条规定，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或禁止之规定者，无效。[15]由此也说明认定某具体法律行为是否无效，一方面需审查法律本身对其效力有无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应考虑法律规定的目的。[13]更为棘手的是，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既可体现于法律，又可存在于行政规章甚至地方政府的命令之中，并且其均用不得或应当等字眼予以表述，这就产生了对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违反是否都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争议。二是定型化契约的危险分配有欠合理，如旅行业者若在定型化旅游契约中附有旅行业者就其代理人或使用人的故意或过失不负责任条款的，应属于无效。因此，欲具体探究立法意图对法律行为制约的程度以明确规范属性的判断依据，应重点考虑如下因素。
第一，规范的性质和层次。[22]由此也使不少学者认为确定某强行法规范是否为效力规定，或者说明确法律行为是否因违反某强行法规范而无效的判断标准，极具难度，。据此，本文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以经济学研究为主的不足。
如物权法是否违宪，物权法是保护富人财产之法，物权这一专业法律术语可以用财产权这一通俗概念替代等等的说法，可以说，这些主要都是由于民法学专业知识与非民法学专业知识的不同所造成。比如，当事人在谈判时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如何、当事人面临的策略行为是什么、当事人对未来的预期如何等等。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法律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科斯教授、贝克尔教授由于不满法律经济学偏离其感兴趣的法经济学太远，批评大量的法律经济学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贝克尔2005），而一再声称自己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法经济学家。[11]莫顿·米勒，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法律经济学在这个层面显然也大有作为的空间。对于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重经济学研究，轻法学研究的问题，我们谓之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非法学化倾向。
据此合理主义，可以看出民法基本原理意思自治强调的约定大于法定之民法逻辑，符合法律经济学强调的合理优于合法的经济逻辑。但是，什么样案件中的违约金约定过高，什么样案件中的违约金约定过低，需要具体考虑哪些因素并对过高或过低的约定违约金进行合理调整，这些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国内学者进行过全面细致的分析。当面对其它学科或专业对法律（物权法）制定的科学性问题提出的质问时，自恋的法学家们拿不出更加有力的论证来反击反对者的声音。因此，那种打着法律经济学旗号试图用经济学标准解构法学理论体系的思路，是错误且有害于法律实践的。
对于规则与规则的解释在这些民法学者的眼中近乎一个纯粹的逻辑推理过程，至于规则背后所隐藏的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生活现实在物权法草案这里得到了高度的提炼。可见，法学与经济学并重的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应该是侧重于经济学思路的激励机制（如权利机制）与侧重于法学思路的约束机制（如义务机制）并重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思路。即使在传统民法解释学中，利益衡量也是一个被认可的解释方法，[18]也就是说，传统法学研究本身就承认了规则的适用过程也必然牵涉到规则之外的经济与社会因素，需要加以综合考量法律的成本与收益的问题。虽然目前已有一些法学家、经济学家开始涉足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但他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而文献回顾的起点则是需要找到自己的问题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定位，找准自己的参照系。另一方面是经济学界的关注由市场进入了制度层面，在热衷于为产权制度出谋划策之际，却不知法学中物权研究的丰富理论积淀。
第一部分通过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实例指出了以经济学家为主体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存在严重的不足。[23]德国民法典在第343条第一款规定如果惩罚金不合比例的高，法院可以根据债务人的请求将其降低至合适的数量。
但是，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成立，那么，我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范围显然还不够广泛，运用的视角也不够宽阔。也就是要打破学科壁垒，加强法学界与经济学界的合作研究。所以，相对于历史更为悠久的法学来说，经济学虽然有其相当吸引人的形式化一面，但是从法学思维和法学实践角度出发所要考虑的问题往往不是数学公式能够解决的。第四，用经济学知识解构严密的法律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弊端。笔者注意到，一些由经济学家著述的有关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论文常常冠以ⅩⅩ法的经济分析的标题。就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非法学化而言，其弊端主要在于合理不合法的悖论。
以近年来社会广泛关注的收入分配和循环经济问题为例，在法学看来，上述问题涉及到的主要是经济法及其实施问题，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依法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和循环经济关系的问题同样是一个需要考虑各种法律（如财政、税收、劳动和环境资源法）手段之间的成本收益衡量从而进行取舍的问题。然后，就要弄清楚自己问题在整个经济学文献中的定位，以便查明什么是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零交易成本下当事人的选择必然最优是已经被解决的问题），什么是未解决的问题（现实中的谈判肯定是受到交易成本制约的，因此，需要进一步考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当事人无法达到理想状态）。
[7]参见苏力为（美）埃里克森著《无需法律的秩序》一书（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6月出版）所做的中文序言。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剧和知识的细化、专业化，社会上的每一主体都持自己手中的知识，在自己的领域与专业天地之中游刃而有余，但一旦步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必然就会或先入为主的评论某一事物，或只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出发而不考虑问题的专业背景与环境。
因为惩罚性违约金导致过多诉讼，加之诉讼成本并非全部由当事人来承担，所以惩罚性违约金对社会产生了负外部性。殊不知，土地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而用益物权与所有权的区分早在2000多年前的罗马法时期就已经被罗马法学家界定清楚，并且在这个概念框架中演绎出了一套精巧、复杂的用益物权体系。
首先，缺少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导致没有对法律规则的反省意识，不能跳出法律的规则层面来看法律，也就是说，缺少对法律规则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的正当性思考，缺少立法论层面的思考。又根据作者从中国期刊网经济类项下检索的2000年至2005年经济学论文，共计1276篇，其中输出关键词为法律经济学或之类的论文共计276篇，而将上述关键词改为标题进行检索的论文共计16篇。[9]在法学语境中，合法是合理的前提，恶法亦是法，强调的是法律的逻辑自足和严格的规则主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又译《自由宪章》）则贯通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诸多领域。
二、主流法学界为何对法律经济学加以排斥 虽然我们承认，我国的法律经济学还处于初级阶段，研究还不够深入等因素是导致我国主流法学界忽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部分原因，但是，我国法学界自身固有的保守主义和注释法学的传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8]参见梁彗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6]王利明，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和本质———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载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 law info．com（2005），最后访问时间2005—12—16。[24]比如，虽然对违约金的规制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存在区别：前者一般认为违约金条款是有效的，只有在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时才需要进行调整。
这时候，法律需要生活。【注释】 [1]根据作者从中国期刊网政治法律类项下检索2000年至2005年的法学论文，共计876篇，其中输出关键词为法律经济学之类的论文共计86篇，而将上述关键词改为标题进行检索的论文共计16篇。
也许有人会说，那么，如果我们不关注立法论问题呢？毕竟，立法主要是政治家决定的问题。[6]据作者从中国期刊网政治法律类上检索2000年至2005年的法学论文，共计876篇，其中输出关键词为交叉学科、法律文化学、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之类的论文共计106篇，而将上述关键词改为标题进行检索的论文共计16篇。[20]参见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法和经济学》，施少华、姜建强等译，张军审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3]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以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命名的研究机构中，设在各地的官方和民间的经济研究所、高校经济院、系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机构为12家，而设在各地的官方和民间的法学研究所、高校法律院、系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机构为5家。
因为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重刑罚的边际威慑是非常小的，甚至会适得其反。而在多个被告中存在一个相对成本最低的可以完全防止事故发生的多人侵权情况中，连带责任会导致过度的预防成本花费。
因此，法律经济学坚持的不是法定主义，而是合理主义。比如，我国民商法学研究在起步时期主要关注如何抵制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主要强调民商法律的自足性、独立性。
此时，在不同的法系中做出最后决定的主体不尽相同。（7）权衡效率之外需要考虑的因素 当然，这种结论还是初步的，还带着如果，如果立法机关并不认为效率是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目标，而事后的个别正义是值得牺牲一般性的稳定预期来追求的目标，那么，此时，由经济学结论得出的法学结论就必须和其他非效率目标进行比较。